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论文参考
1模型方程的分析与结论
首先以1981—2011年间的M和H做回归并写出回归方程看两组数据整体的拟合度以及反映相关性的系数是否明显，然后再按照我国*开放以后宏观经济发展轨迹分别做分阶段回归并分析其结果。回归方程及相关参数的系数显著性检验值如表2所示。从上述方程及输出结果来看:反映拟合度的Ｒ^2以及修正的Ｒ^2与反映整体线性相关关系的F值都相当低。因此我们得出以下结论:M与H相关性极不显著，甚至可以说几乎不相关。即中国经常项目下的贸易收支状况与人民币汇率变动并不相关。但从M与H参数前系数符号为负号可知，汇率升值将使贸易顺差减小，即利于进口而不利于出口。这与汇率理论和实际经验也相符。
2关于结论的原因分析
*开放以来，中国贸易收支除个别年份少量逆差外，大部分年份都实现了顺差且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不少人认为这主要是人民币低估造成的结果。但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国贸易收支状况与人民币汇率并不显著相关。那么也就是说单纯的人民币升值难以改善中国对美国贸易失衡状况。从根本上讲，美国对其他国家经常账户的巨额贸易逆差是当今国际金融制度的必然结果，也可以说是必然要求［2］。美元仍然是全世界的储备货币，几乎所有国家都需要美元作为最后清算手段。因此，各个国家客观上都需要不断增加美元供应。储备美元就意味着多卖少买或贸易顺差，要不就是向美国或他国借储备货币，但最终还是靠贸易顺差来偿还。也就是说，这种贸易结算体系本身决定了美国等储备货币发行国必然经常账户贸易收支逆差，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经常账户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一种国际经济制度问题。转型经济体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主导。因此，其经济增长模式一般都属于投资驱动型，并由此导致收入分配的结构性问题［3］。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在宏观经济层面表现为储蓄始终大于投资，国内总供给大于国内总需求，国际需求自然成为国内生产过剩的对冲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国际收支失衡最终是由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决定，与汇率无关。20世纪9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也加快了全球制造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的趋势［4］。特别是200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水平不断提高，几乎承接了全部或大部分的国际产业转移。而这也客观上加重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综上所述，中国经常项目持续顺差主要是由当前国际经济制度、货币传导机制以及全球产业转移等诸多因素决定的，与人民币低估并无直接相关关系，因而单纯强调人民币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贸易失衡问题。
*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常项目下的国际收支顺差 越来越大，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宏观经济失衡问题以及人 民币汇率的变动趋势。本文主要探讨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 常项目下的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按照中国经济开放和转 型的步骤划分为四个阶段 ［1］ 分别做数据分析，第一阶段 ( 计划汇率制) : 1981—1990 年; 第二阶段 ( 管理浮动汇 率制) : 1991—1994 年; 第三阶段 ( 单一有管理浮动汇率 制) : 1995—2005 年; 第四阶段 ( 弹性单一汇率制) : 2005—2011 年。
拓展阅读
1、经济财务学分析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风险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人力资本的概念；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中的风险因素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是与物质资本相对的一个概念、是否继续投资的决策、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是教育，因而有必要分析教育投资的成本与收益、最佳投资的决策、如果一个人继续增加教育年份，生命周期收入的增长幅度会增加、简单的模型能反映问题的实质，却容易忽略一些重要的因素、不能通过在金融市场上套利来调整投资、影响整个市场上或一个受教育群体内所有投资者的投资回报的不确定因素、只影响个体或群体中少数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因素、自身认识的不确定性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人力资本的概念及其理论研究已经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人力资本必须经过投资才能形成。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有*、企业和个人。本文是从个人的角度，从经济学和财务学的视角来分析人力资本投资的两方面的决策，并提出决策时应充分考虑影响投资收益率的风险因素，试图比较全面地分析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对本领域的理论研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人力资本”最初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在研究美国经济中物质资本存量与产出差距在不断加大，出现巨额余值时使用，并由此产生了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及以后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人力资本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在随后的近半个世纪在西方发达国家牢固树立起了“人力资源是第一资产”的理念，并掀起了人力资本研究的热潮。
人力资本是与物质资本相对的一个概念,是指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体现了个体或群体的知识、技术、能力等，并能够为其带来长期收入来源的生产能力。
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资本化了的人力资源。马克思曾指出，资本的本质属性在于对利润的不懈追求，人力资本既然属于资本化形态，当然就不例外了。无论个人还是企业都希望能在将来获得回报（如通过增加收入或提高公司的生产力）。
本文主要讨论通过正规教育（学校教育）形成的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问题。
（一）、是否继续投资的决策：
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是教育，因而有必要分析教育投资的成本与收益。
下图显示了学校教育投资的可能分析。一个人面临两种选择：需要S年全日制学校教育，在完成后如果就业，会有年收Ws,直到退休年龄，比如65岁。更一般地说，年龄T。学校教育有直接成本如学费、书本费等K。另一选择是不接受学校教育，直接工作，可赚得工资W0，（从决策开始到退休年龄T）。
这里有一个假设前提：没有能力限制，没有退学风险，收入在整个工作年限内不变。工作经验与决策无关，没有失业风险（见图1）。
假设投资成本（或教育成本）包括直接成本K和机会成本W0（可能赚得的工资）。而放弃的收益即机会成本是成本中较大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两种方案中整个生命周期贴现收入，选择贴现收入较高的方案。我们还可以将不接受学校教育的收入从接受教育的收入中减去，如果结果为正，可以预测该个体会选择投资于学校教育。在第一个S年，每年的差距为-K-W0，
该个体必须付出学费和书本费等K，并且不能享有收入W0，因此，每年的W0为机会成本，即由于选择了教育而放弃的收入。W0+K为每年的投资成本。从整个生命周期看，贴现后收入为图中的B+C，在S年之后，两种收入流改变：获取Ws（超过不接受教育的收入W0）。差额Ws-W0为教育带来的利得。较高的年收入是由于学校教育。同样考虑折现，可以发现贡献于整个生命周期的收益差额为A。
如果由教育决策带来的终生净收入为正数，或所得利益（Ws-W0，从年龄S到年龄T，贴现后）大于投资成本（W0+K，从年龄0到年龄S，贴现后），那么该个体会选择学校教育。如果人们可以以市场同期利率进行借贷，则该市场利率为折现率。
这个非常简单的模型有以下几个结论：如果符合以下条件，则参加学校教育的人数会增加（虽然每种条件的影响大小可能不同）：（1）未来收益增加，即工资奖金对那些已经完成其学校教育的人来说增加了。（2）直接教育成本减少，比如学校降低学费或*增加教育补贴。（3）贴现率降低。由于未来工资收益相对于以前工作阶段中的成本增加了，或者说对那些着眼于未来利益而非当前利益的人来说，贴现率较低会使人们倾向于学校教育。（4）教育筹资变得容易。如银行更愿意*并且降低利率甚至提供免费的奖学金。
进一步分析，如果给定受教育的年数，与工资增加Ws-W0相对应的年回报率（学校教育的回报率）是投资决策中必须知道的一个重要指标。由于每增加一年的教育会产生一定收入百分比的增长，这个增长的百分比则是教育的回报（Mincer，1974）。为了计算它，理论上必须知道某人实现的收入并等到退休。
关于是否投资教育或继续投资教育已经有许多公式化研究，美国人口经济学家恩格尔曼认为，人力投资的时间比较长，难以根据已知的投资期限来计算投入量与收入量，为此，他把投资期限限定在一个时期（例如13年），而把收益扩展到其他时期带来的收入，用来分析教育（正规学校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公式为式中，C表示受过第13年教育的直接费用，W0表示受过第13年教育而放弃的收入，Xi表示受过12年教育的人的收入，Yi表示受过13年教育的人的收入，n表示受了13年教育之后可以赚取收入的总年数，r表示第13年教育的收益率，i表示观察的年份。根据这个公式，利用所要求的资料可以计算出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个人就可根据对投资与收益的分析，做出是否继续投资教育的决策。决策基本原则是,预期收益流量（流入量）之和不能小于人力资本投资流量(流出量)之和，否则，人们就不愿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即受过13年教育的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不能低于受过12年教育的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否则，人们只进行12年教育投资，而不选择13年教育投资。
（二）最佳投资的决策：
由于学校教育具有连续性，有的个体获得比其他人更多的学校教育，在做出最佳投资决策时，我们必须分析学校教育的最佳长度。受教育每增加一年，就会增加生命周期的收入，但并不稳定。在最初的几年，如果一个人继续增加教育年份，生命周期收入的增长幅度会增加，但以后年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投入学校教育的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Yoram，1975）。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YoramBen-Porah公式化了教育投资过程并描述了其主要决定因素。在他的模型中，个人通过已有的人力资本和他自己的时间、其他市场资源相结合来达到产出（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加。Yoram最佳资本积累的模型是个人人力资本生产函数：Qt表示个人在时期t人力资本的总投资；Kt表示个人在时期t初始人力资本存量；St表示个人在时期t内贡献于存量Q的时间（Q：人力资本存量总增加）；Xt表示积累人力资本（生产中）*的商品和劳务。如果初始人力资本较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首先会进一步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也就是说，全部时间都花在学校教育上。在完成全日制教育后，会在接下来的工作中继续他的在职培训（on-the-jobtraining）。参数B是由Becker在1975年运用同一生产函数时增加上去的，它表示“有限的个人体力和智力”，使Yoram的规模报酬递减的假设合理化。原因是（1）随着个人在增加其人力资本累计的过程中，成本增加。（2）个人生命是有限的，随着受教育时间的不断付出，工作年限会缩短，这减少了获得利益的时间，结果最终是收益的增长幅度减少。而且个人继续延长其受教育时间，增加的教育年限的成本是增加的，一个简单的原因是：机会成本增加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越长，在同等教育水平下获得的工资越高，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花费（见图2）。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学校教育年限不断延长，边际收益（每延长一年增加的收益）会下降而边际成本会上升。受教育的最佳年限出现在边际成本线与边际收益线相交的那一点。如果教育年限超过S*，则产生的额外成本要大于额外的收益，此时再选择学校教育从经济上来看是不理性的。
因此，S*为最佳投资点。在此点上，投资者可获得最高的收益率，即内部收益率（IRR），是投资成本现值与投资收益现值相等时的贴现率（即教育投资的净现值NPV为零时的贴现率），也就是说图1中面积A=B时的贴现率。这个模型也可得出几个预测（允许成本和收益曲线随个体不同而不同）：
（1）边际成本曲线较低的人（总成本线较平坦）选择更多（时间更长）的学校教育投资。如较易获得*的人，资金成本较低（筹资费用较少）。如图中A曲线。
（2）边际收益曲线较高的人会选择更多（时间更长）的学校教育投资。比如由于家庭关系网络、有较高的学术理论水平或智商很高而学校教育恰好能与之互补等原因较易在接受教育后找到工作的人。如图中B曲线。
简单的模型能反映问题的实质，却容易忽略一些重要的因素，比如风险，下面讨论人力资本投资中的风险因素。
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较少被论及。但事实上,有投资就会有风险。与证券市场相同，人力资本市场包含许多资产，即各种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不仅与受教育的时间长度有关，而且与所受教育的种类有关。每个人选择与其未来收入的风险和回报相匹配的资产来获得最优选择。与证券市场不同的是，教育资产市场有几个重要的限制：首先，多样化不可能。第二，任意调整不可能。也就是说，不能通过在金融市场上套利来调整投资。投资于教育是不可撤回的,一旦你持有某种教育，你就不能再出售它。加之投资收益具有很强的滞后性,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有限理性、信息不充分以及市场环境等导致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不确定性增加。
这些投资风险概括起来说，有市场风险和个别风险。（尽管在有关研究中有关于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别的描述，但在本文中为了简洁起见，统称为风险。）
（一）、市场风险：影响整个市场上或一个受教育群体内所有投资者的投资回报的不确定因素。
1．未来人力资本市场供需变化
假设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能力获得在任何教育水平的期望回报，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投资者，只关心生命周期收益的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选择有最高净收益（投资收益减去投资成本后的值）的教育。则我们只需观察接受每一种教育的人群。在一种教育下，每个人的净收益都是相同的。这种相同可以通过弹性工资来建立。如果太多的人选择同一种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上会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会使接受这种教育的毕业生的工资下降。相反，如果只有少数人接受这种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上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短缺会使接受这种教育的毕业生的工资上升。只有当工资产生的终生收益相等时才会出现均衡的态势。
2．市场分割
YumingFu和StuartGabriel研究得出结论：教育投资在私人部门（单位）的回报要高于在国有单位的回报。另外从职业等级上看，存在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和中初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由于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岗位对求职者有着较强的专用性人力资本要求，而大学生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并不会自然保值，如果就业时选择了中初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其专用性的人力资本就长时期处于闲置状态，最终将逐渐贬值。因此，投资回报中包含了失业风险和由于就业于不利的行业或部门而导致的低收入风险。
此外，还有市场平均工资、流动限制等风险因素。
（二）、个别风险：只影响个体或群体中少数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因素。个体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比如智力能力、动机、兴趣等。这些因素使教育回报的估计变得不是很准确。受更多教育者获得较高工资不仅因为他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还由于他们的能力及其他特征。具体地，个别风险有以下：
1.自身认识的不确定性：
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面临几种不确定性。首先，人力投资者（即潜在的学生）对其所选择的教育本身的信息了解并不充分。比如，许多教育系统在学生步入大学教育之前向学生展示越来越多的选项（如课程、专业等）。而潜在的学生并不知道哪种学科对自己来说是必要的，以及喜欢与否，能否达到学科的要求（智力水平、耐心或能力等）。第二，在完成学科（毕业）后，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同样面临不确定性。即便是接受过职业或专业教育，他仍可能缺乏职业所需的能力或其他要求。而个人并不能明确地知道他相对于职业的真实能力。AdamSmith早在1776年就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说：“任何特定的个体永远拥有资格于他的工作的可能性在不同的行业中有很大的不同。让你的儿子去当鞋匠的学徒，几乎毫无疑问他会做出一双鞋；但如果送他去学法律，精通法律的可能性与他会在此行业中站得住脚的可能性相比，至少为20比5。”
2.生命风险。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的人是有生命周期,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力资本的生产效率将会下降，人力资本受益期也将随之缩短,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则必须在更短的时期内得到补偿。因此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也随着主体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加大。极端地说,人力资本投资也会随着一个人的生命或工作能力的丧失而全部损失掉。
此外，还有人力资本投资成本中个人承担的份额、个人已有的人力资本存量、时间的投入（总时间=受教育时间+工作时间+用于消费的时间）、机会成本、经验等。
总之，我们在进行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需要进行是否继续进行教育投资的决策以及最佳投资的决策，在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影响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风险，能够帮助投资主体做出更客观准确和相关的决策。文章今后努力的方向是如何进一步将风险因素量化，从理论上和实证上更加完善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2]雅各布•明塞尔,张凤林译.人力资本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3]郭丛斌.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中国的验证[J]北大教育经济研究，2003
[4]Heckman,James.China’sInvestmentinHumancapital[J].NBER#9296,2003.
2、森林健康与林业有害生物管理论文
摘要：通过生态健康理论和森林健康理论，详细论述了林业有害生物管理策略，即营林为主，适当干预，精密监测，精确管理。
生态健康与生态系统健康应该是同一个定义：生态系统是一个庞大复杂的有机体；生态健康是指生态系统具有稳定和谐的组织结构、较强的活力和恢复力、畅通的生态流，对相邻的系统没有侵害作用。显然，健康的生态系统是一个理想状态，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主动介入生态健康管理，就是要维护生态系统的健康。
森林健康是指森林生态系统具有稳定和谐的森林结构，较强的抗灾能力，并能为人类提供较多的生态服务功能和森林物质产品。
森林健康管理，就是为了维护、促进或恢复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而采取的措施；森林健康管理的目的是提高森林生态系统抗逆能力，增强维持森林系统稳定性与和谐性，除去或避免系统中或系统外危害森林健康的因素，创建有利于森林生态健康的良好环境条件，使森林提供更多的服务功能。
森林健康管理的目标，就是通过森林健康管理，让不健康的森林逐步恢复健康，让健康的森林持续健康，让新培育的森林从开始就保持健康。健康的森林应在森林经营管理的过程中，一些生物和非生物的因素不会威胁和影响到现在或将来森林经营管理的目标。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能够在维持其多样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又能持续满足人类对森林的生态、社会和经济需求。
森林健康经营要点是健康经营规划，把健康的思想贯穿到森林生态系统经营全过程：火险管理，包括可燃物处理、火险分级、杜绝野火、控制火烧等内容；林业有害生物管理；森林健康系统监测与评价，在全国建立森林健康监测计划，为国家制订政策提供森林状况和变化趋势的信息资料；人为促进的生态系统自然修复方法，即天然林以自然修复为主，人工林以近自然经营为主，注重游憩功能、公众参与和环保意识教育。
有害生物管理是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运用生态健康原理，采用先进的生物管理学手段和有害生物调控技术与策略，对有害生物实施科学控制，维护生态系统的健康。
林业有害生物管理是运用森林健康理论，采取先进的生物管理学手段和有害生物调控技术与策略，对林业有害生物实行有效管理，预防森林生物灾害发生，维护生态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
森林健康理论是一种新的森林经营管理理念，它不仅是今后森林经营管理的方向和工作目标，而且对林业有害生物管理工作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传统的森林病虫害防治理论是把森林病虫草作为工作目标，森林健康理论则是把培育健康的森林作为工作的主要目标。这样，就把森林的病虫草火等灾害的防治上升到森林*的思想高度，体现了生态学思想，从根本上解决了森林病虫草火防治的可持续控制问题，使森林病虫草火防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向更高的层次转变，使森防工作者一跃成为森林的*工作者。
人类在管理有害生物的漫长过程中，逐渐懂得了有害生物的有害性不是*的道理，管理理论由“*”逐渐转变为科学管理，管理策略逐步完善，走过一条由有害生物的单一防治到综合防治，由综合防治再到综合治理的发展历程。这个发展历程标志着人类对有害生物的认识和对有害生物防治理论的探索和提高。但是，这些理论都没有突破“被动”防治的框框，局限在“防灾救灾”的范围内。因此，笔者认为，林业有害生物管理应该以森林健康理论为基础，采取“营林为主，适当干预，精密监测，精确管理”的管理策略，对林业有害生物实施有效管理。
4.1营林为主，培育健康的森林将林业有害生物管理工作贯穿于营林工作始终，也就是说，从种苗开始，一直到抚育管理、采伐更新，将培育健康森林作为营林主要目标：科学划分立地类型，实施标准化造林；以地带性植被为主，建立多类型植被；因地制宜，乔灌草结合，合理搭配；加强种子繁育和苗木培育工作，促进遗传多样性；加大现有林扶育力度，及时伐除病弱木，增强森林抗逆能力；提高低产林改造强度，更新老虫源地森林，提高森林生态系统活力；改善现有林木采伐方式，禁止皆伐和“拔大毛”式采伐方式；对天然林减少人为干扰，以防止外来物种入侵为主，保护原生植被；加强检疫执法，防止林业有害生物扩散和外来有害生物入侵。
4.2以生态调控手段为主，对造成灾害的林业有害生物进行适当干预
对已经造成灾害的林业有害生物，采取生态学调控手段，进行必要的防治；暴发成灾的，有必要时，选用针对性强的、不伤害非靶标生物的无公害药剂，采取先进的施药措施，进行人工防治，禁止使用杀虫（*、草）广的药剂，尽量不要采用全面布撒的施药方式，以免伤害非靶标生物，并造成面源污染；对一些危险性有害生物，加强监管力度，及时发现，及时根除。
4.3精密监测，精确管理
精密监测、精确管理的目的就是对生态系统实行实时监测，及时发现非健康生态系统，采取先进的生物管理措施，及时、快速地恢复“患病”生态系统的健康；或者对处在健康、亚健康状态的生态系统，采取一定的、合理的措施，维护生态系统保持在比较稳定的健康状态。也就是说，有害生物的“双精”管理（精密监测，精确管理），不仅仅是要克服被动防治和单种防治带来的弊端，更重要的是维护生态系统的健康。
参考文献
[2]张国庆.生物灾害管理理论研究[J/OL].科学网，[2008-04-30].
[3]张国庆.林业生物灾害防治组织与管理[J/OL].科学网，[2008-04-15].
[4]张国庆.论有害生物的“双精”管理[J/OL].科学网，[2007-08-23].
[5]张国庆.林产品标识溯源系统框架设计[J/OL].科学网，[2008-01-09].
[6]张国庆.和谐林业：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J/OL].科学网，[2007-12-15].
[7]张国庆.林业生物灾害防控的法律保障[J/OL].科学网，[2007-11-02].
[8]张国庆.我国林业生物灾害管理体系研究[J/OL].科学网，[2008-03-25].
[9]张国庆.和谐的城市布局[J/OL].科学网，[2008-01-18].
[10]张国庆.和谐发展：生态文明之路[J/OL].科学网，[2008-01-11].
3、会计政策对税收筹划影响论文
[论文关键词]税收筹划会计政策固定资产折旧方法
[论文摘要]效益最大化是投资者和生产经营者的终极目的。税务筹划是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企业可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以合法为前提，合理地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对企业的利润带来不同的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的税收筹划。本文从会计政策的选择出发，主要论述了会计政策中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择对税收筹划的影响。
税收筹划也称为纳税筹划,是指在国家税收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进行的前期筹划,尽可能地减轻税收负担,以获取税收利益。也即是充分利用税法提供的一切优惠,在诸多可选的方案中选择最优方案,以期达到税后利润最大化。
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纳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我国的会计政策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强制性会计政策：如会计期间的划分、记账货币、会计报告的构成和格式、各种资产的入账价值的规定，收入确认的原则等。这些是企业必须遵循的，不受税收筹划的影响。另一类是可选择的会计政策：如存货计价方法、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坏账准备和财产损失核算方法、长期投资折溢价的摊销方法、长期投资核算方法、成本费用的摊销方法、收入确认和结算方式等。这些可以选择的会计政策为税收筹划提供了可以执行的空间，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状况和税收的相关法规在权衡利弊的前提下，选择能够节税的最优会计政策。
会计政策的选择主要包括某项经济业务初次发生时的选择和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更原会计政策，转而采用新的会计政策。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可以达到递延纳税，获取资金的时间价值效果；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可以缩小应纳税所得额，达到少纳税的目的；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可以充分享受税收优惠，实现税后利益最大化。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不容易受外部的经济、技术条件的约束。筹划成本低，易于操作，一般不改变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经营方式。在各种税收筹划中，会计政策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可以说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过程也是一个会计政策选择的过程。
下面我们就以固定资产折旧计提方法的选择为例来看会计政策选择对税收筹划的影响，固定资产折旧是指在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内，按照确定的方法对应计折旧额进行系统的分摊。固定资产折旧是成本费用的组成部分，是影响企业所得税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影响固定资产折旧大小的因素有固定资产原始价值，预计净残值，预计使用年限和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等。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其对税收筹划的影响:
1.从固定资产的计价看:但固定资产的计价有明确的处理原则，固定资产的价值确定后，除有下列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得进行调整：(1)国家统一规定的清产核资:(2)将固定资产的一部分拆除；（3)固定资产发生*性损害，经主管税务*审核后，可调整至该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并确认损失:（4)根据实际价值调整原暂估价值或发现原计价有错误。所以说固定资产计价几乎不具有弹性，纳税人很难在这方面做合理避税筹划的文章。
2.从预计净残值看：企业新购置的固定资产在计算可扣除的固定资产折旧额时，应当估计残值，内资企业固定资产残值比例统一确定为原价的5%。这也就导致利用残值进行税收筹划的可能性不大。
3.从预计使用年限看：会计制度对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年限只规定了一个范围，这使得预计使用年限的确定容纳了一些人为的因素,为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能性。对于创办初期且享有减免税优惠待遇的企业一般应延长折旧年限，以使更多的折旧递延到减免税期满后的成本中，从而达到节税的目的；对于处于正常生产经营期，且未享有税收优惠待遇的企业,一般应缩短折旧年限,加速成本回收，使利润后移,在延期纳税中获取资金的时间价值,相当于向国家取得了一笔无息*。4.从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看：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有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等，而不同的折旧方法对纳税企业会产生不同的税收影响。主要对固定资产价值补偿和补偿时间会造成早晚不同，进而影响到企业利润额受冲减的程度。但我国现行税法对折旧方法做了明确规定，即绝大多数企业只能选用直线折旧法。只有部分企业的部分固定资产才可以选用加速折旧法。
一般说来，采用平均年限法，各折旧年限计提的折旧费是均等的，企业各期的应税所得相对均衡;采用工作量法，计入各期的折旧额不同，损益变化没有明显的规律；采用年数总和法或双倍余额递减法等加速折旧法，则各期计提的折旧费随着各期折旧率的递减或固定资产每期账面净值的递减而呈递减趋势。即早期折旧费大而后期折旧费小，从而使得企业各期的应纳税所得呈现递增态势。这相当于依法从国家取得了一笔无息*，获得了递延纳税的好处，有利于企业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从应纳税额的现值来看，运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折旧时，税额最少，年数总和法次之，而运用直线法计算折旧时，税额最多。如若仅从节税的角度考虑，采用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是优化纳税的最佳选择方式。当然，折旧提取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如企业是否处于减免税期、通货膨胀、盈利亏损状况等。在盈利企业，由于折旧费用都能从当年的所得中税前扣除，应选择折旧年限前期折旧额最大的折旧方法；在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企业，由于减免税期内折旧费用的抵税效应会全部或部分地被抵消，应选择减免税期折旧少，非减免税期折旧多的折旧方法；在亏损企业选择折旧方法应同企业的亏损弥补情况相结合，使不能得到或不能完全得到税前弥补的亏损年度的折旧额降低。
最后，作为企业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必须遵守会计法规与会计准则;以企业经营目标和政策为导向;同时还应当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会计政策,并且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参考文献:
[1]注册会计师辅导教材:《税法》.*经济出版社,2007
[2]注册会计师辅导教材:《会计》.*经济出版社,2007
[3]张建强:税务筹划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商业会计,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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