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拜访秦观
熙宁十年(1077)，苏东坡从密州太守移任徐州太守，秦观前往拜谒，师徒二人欢聚了一段时间。嗣后，秦观仿照李白的名句“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写诗向苏东坡致意：“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苏徐州!”
邢恕评论秦观的文章铢两不差，不是从大秤上称来的，而是从戥子上戥来的。有人告诉秦观：“东坡先生夸赞你的诗文如美玉无瑕，倘若较量精雕细琢的功夫，没几个人能比得上!”秦观说：“年少时，我喜欢作赋，雕琢的习惯早已养成，对于炼字我从不畏难。但有时候雕琢太过，就会辞华气弱。”秦观有自知之明，这个优点许多文人都不具备。后来，李清照将秦观的词定性为“小家碧玉”，元好问将秦观的诗定性为“女郎诗”，都是针对他“辞华气弱”的短板而言。
苏东坡将秦观视为“异代之宝”，盛赞这位门徒有“屈宋之才”，但他偶尔也会出语批评。有一次，苏东坡对秦观说：“真没想到，你近来居然学习柳耆卿，创作艳词。”秦观辩解道：“虽然我学问不济，但还不至于此。”苏东坡就拎出秦观的词句“销魂当此际”来敲打他，认为这是典型的柳永句式。敲打完毕，苏东坡问起秦观的新作，秦观随即吟诵“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苏东坡说：“十三个字只描写了一个人骑马从楼前经过，太浪费笔墨。”很显然，苏东坡对秦观的作品期望值很高，他特别欣赏秦观的代表作《满庭芳·山抹微云》，当众称呼秦观为“山抹微云君”。
谪居黄州时，苏东坡写信给秦观，劝他多著书，此前所论“练兵”、“治盗”的篇目很好，具备实用价值。至于时政，多有忌讳，少谈为佳。苏东坡还劝导秦观在著书的同时积极应举，争取早日考中进士。
在《苏轼全集》中，收录了苏东坡写给王安石的两封书信，其中一封书信的篇幅较长，主题却只有一个：向王安石极力推荐秦观，表彰秦观的几大优点：“行义修饬，才敏过人，有志于忠义”，“博综史传，通晓佛书，讲习医药，明练法律”。苏东坡深知王安石的影响力巨大，只要他肯在公开场合夸赞秦观几句，世人就会重视秦观的才华和品德。
苏东坡有一个苦命的同胞姐姐，由于婚姻生活不幸，年纪轻轻就弃世了。民间故事却给他杜撰出一个才智不凡的同胞妹妹。“苏小妹三难新郎”流传甚广，那位遭到编派的新郎就是秦观。倘若不是苏东坡从旁支招，新婚之夜，秦观连洞房都进不了。实际上，秦观的妻子是徐文美，他钟爱的女人是边朝华。
古人认为，玄虚的诗谶非常灵验。宋朝时，于诗谶之外，又添词谶。秦观在处州梦中作词，结尾是“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预示他将死于古藤州(今广西藤县)。后来，苏东坡听侬君沔讲起秦观的这桩轶事，为之老泪纵横。
元符三年(1100)初夏，苏东坡奉命从海南儋州移居广西廉州，他写信约秦观在海康县见面。令苏东坡高兴的是，秦观“意色自若，与平日不少异”，但令他吃惊的是，秦观自作挽词一首：“……官来录我橐，吏来验我尸。藤束木皮棺，蒿葬路傍陂。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秦观自料身后事如此凄凉，字字催人泪下。
只过了一个多月，秦观就在藤州光化亭中暑去世。死前，他给客人讲述梦中所得的长短句，直讲得唇干舌燥，想要喝水，凉茶端来了，他却眼睁睁地看着它，微笑而逝。
苏东坡得悉噩耗，两天吃不下东西，但他怀疑这个消息属于误传和谣传。别人曾多次误传和谣传过他的死讯，不足为奇。苏东坡抵达白州(广西博白县)那天，秦观的死讯得到证实。他写信给欧阳元老，哀叹道：“当今文人第一流，岂可复得?此人在，必大用于世;不用，必有所论著以晓后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尽也。哀哉!哀哉!”
秦观死于知命之年，在苏门四学士中，年寿最短。噩耗传开，一位爱慕他的歌姬伤心不已，*身亡。一年后，苏东坡病逝于常州。
苏轼和秦观是什么关系?
苏轼(1037～1101)嘉佑二年(1057)与弟苏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元丰二年(1079)，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佑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佑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六，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
秦观(1049-1100)，字少游，号邗沟居士和淮海居士，学者称淮海先生。扬州高邮(今属江苏)人。北宋文学家。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进士。曾任太学博士(即国立大学的教官)、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官。*上倾向旧*，哲宗时“新*”执政，被贬为监处州酒税，徏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至藤州而卒。
从历史年龄来看，两人相差一轮(12岁)，属相相同，怪不得这么投机呢，呵呵。
史实中的关系
1、师徒关系：
秦观久仰苏轼的大名，于是以学生的名义拜在苏轼的门下，成为苏门四学士。其实秦观是半路入门，苏轼那时已经朝中居官，名满天下。这个师徒关系只是为秦观通畅仕途而做的门面活。从后来两人的书信来看，与其说是师徒，不如说是挚友。
2、同*关系：
同为苏门，在朝廷两人同一立场，当然也同样被王安石为代表的新*所排挤、打压。
民间传说中的关系：
传说秦观是苏轼妹妹苏小妹的老公。
宋神宗是1067年登位的，神宗元年历史上是没有的，如果以登位的年代算，神宗元年苏轼31岁，秦观19岁(虚岁)。
拓展阅读
1、寻访祖先秦观之墓：一位美国华裔记者的寻根之旅
引导语：秦家骢，是宋代词人秦观之后，我们一起来阅读了解这位美国华裔记者的寻根之旅，欢迎大家阅读。
秦家骢，宋代词人秦观之后，1940年生于香港，后移民美国，曾任《纽约时报》国外新闻部任中国地区专家。1979年，受《华尔街日报》派遣，在北京建立办事处，成为最早一批报道新中国的美国记者之一。
1970-1980年代到中国寻访家族历史，写成《祖先：一个家族的千年故事》一书，本文系该书引言《寻访九百年前的祖先坟墓》。早报经授权刊发。
秦家骢
香江寄萍踪
我最早的童年记忆是1946年我五岁时的夏天。那时，我们全家去香港避难。我在一艘驶过南海的客轮上，透过舷窗向外眺望。
我是在香港长大的。中国的孩子大都成长在祖父母、叔伯姑婶、堂表兄弟等家族亲属的环境之中，而我却离乡背井，游离于他们之外。我父亲有三房妻室，当时只有我母亲一房的儿女住在香港，而我父亲的其他子女则留在内地。所以一直到我长大以后很久，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兄弟姐妹。
我父亲秦联奎，生于1888年(清德宗光绪十四年)，比*大五岁，比*小一岁。他成长在*与社会的动荡时期，正处于中国最后一个*王朝覆灭，被一个软弱、不稳定的共和政体所取代的时候。他在二十几岁时按自己的意愿娶了一位苏州姑娘曹月恒。他俩养育了六个孩子，三男三女。
但在当时，合乎礼法的婚配应该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门当户对，而且一夫多妻又是相当普遍的事，所以我父亲在和他的苏州美人成亲之后，娶了一房正室，名叫许佩华，是他昔日恩师的妹妹。成亲以前，他从未见过她。他的一个姐姐曾经代表男家去相亲，形容她“颇有姿色”。但是拜堂过后，当他掀起新娘的红盖头时，却看见一个长了一对小眯缝眼的容貌平庸的女人。于是没过多久，他便又回到他的初恋美人身边，而他的正室只好独守空房了。
到我父亲和我母亲秦昭华结婚的时候，他早年的两个妻子都已病故了，照中国的说法这叫“填房”。由于我父亲早年的子女和我母亲的年龄不相上下，他们大都不和我们住在一起。因此当我在香港长大时，我只认识我母亲所生的其他子女，以及我父亲第一任妻子最小的孩子家骅。
我上的是一所罗马*教的教会学校。和香港其他这类学校一样，这所学校的目标是要把中国孩子培养成英国绅士。我们手里摇的是英国国旗，心里仰慕的是大英帝国的荣耀，学着计算的是英镑、先令和便士。当中国的孩子们受着与*主义、帝国主义残余进行*的教育时，我却在中国的大门口、在遭到英国管辖的这片土地上，学习着西方的生活方式。
到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的世界已经缩小到四个人的生活圈子里：一个生病、爱吵架，我称之为父亲的老人;一个经常与他拌嘴，比他年轻很多、性格刚强的女人—我母亲;还有与我年龄最接近的姐姐家德(Priscilla)和我。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母亲生我的时候，父亲已经五十多岁了。当时我还不太了解，这个脾气古怪的老人居然曾经是中国宪法的制定者之一，并且为了坚持自己的原则，选择了贫困、流亡的生活。194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关闭了上海的律师事务所，到香港与家人团聚。
父亲在香港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不能从事英国的法律事务，病情日益严重，性格也日益孤僻。我们住在一个比较好的地区一幢三层楼的租赁房屋里，与另一家合用一个厨房。虽然我们家安装了抽水马桶，但我还清楚地记得运粪工人的吆喝声。他们每晚都会来收集邻居厕所中的粪便。我们的邻居和香港的大多数居民一样讲广东话，我们却只会讲上海话。所以，虽然我出生在香港，却没有这个城市的归属感。这种疏离的感觉随着我们家日渐贫困而日益加重着。我们学校允许家境贫寒的学生少交一些学费，学费需按月缴纳。每个月老师都会当着全班的面读出每个孩子所交的数目，我的名字总是排在最后几名，因为我比别的孩子交得少。
重归故土
我渴望舒适、安全和我从未体会过的故土乡情。当时我并不自觉，实际上我早已开始了我这长达几十年的对我们家族的历史细节的探索。只是在若干年以后，我才理解到这是一种遵循中国优秀传统的行为。因为在中国人之间，一个最苛刻的评语就是说某一个人“忘本”。
我十九岁时离开香港到了美国，但在我的新居中，相同的疏离感时刻侵袭着我。我知道驱走这种魔障的唯一办法是探寻自己的根，而我的根埋藏在中国的大地上。
不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解冻，我才决定回到中国，与那些我没听说过名字、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我不知道他们存在的亲属相认。
我到加拿大渥太华新建的中国使馆去申请签证，尽管我是以私人身份申请入境的，但是由于我当时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国外新闻部工作，因而使馆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我的申请，他们告诉我这项申请需要得到中国外交部的批准。后来，我飞到香港，向中国*在港代理机构中国旅行社陈情，提出我有作为“同胞”访华的权利。因为我出生在香港，按照中国的看法，尽管香港由英国管辖，它仍是中国的领土。同胞的身份和外国人不一样，同胞不需要入境签证，因为从理论上说，他们不过是从国土上的一处迁到另一处而已。几番交涉之后，我的申请被批准了。我得到了一封“回乡介绍信”。
1973年8月1日，我登上了一列经香港边界罗湖镇开往内地的老式柴油火车。这一年我三十二岁。平静沉稳、穿戴讲究的男男女女，包括外国人和华侨上了头等车厢。因为我是本国同胞，中国旅行社把我安排在了三等车厢。这里的男男女女上车时推推搡搡，把行李和孩子从窗口递进去，他们通常也跟着爬进去，因为狭窄的车厢口已经被堵*。许多人都挑着扁担，上面晃荡着活鸡、食品篮和其他各种送给内地亲友的礼品，连站台上也很少有能站着的地方。我从人群中挤进去，在车厢口最下面的一级阶梯上站住脚，紧紧抓住把手，以免掉下去。就这样，我随着隆隆的火车缓慢地驶向内地。
在边界，我们跨过了一座将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与中国**执政下的内地分割开的破木桥，一边飘扬着英国国旗，另一边飘扬着中国的五星红旗。跨过这座桥之后，所有乘客就被带到一间大棚屋里接受移民与海关*的询查。
盘问我的那个人不厌其烦地询问我的背景、工作、亲属和朋友。他让我掏出口袋里的所有东西。我的一个口袋里装了我在香港遇到的几个人的名片，盘问我的人对他们所有人都极其关切。他也问及有关我父母与兄弟姐妹的情况。对于我的回答，他全部记了下来。然后他又以不同的方式，将同样的问题从头再问了一遍。于是这场盘问又进行了一个小时。
最后，他终于认定我不会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什么直接威胁，允许我通过了海关，但我带的一些香港报纸却被没收了。
和我从香港到边界的经历相比，前往广州的旅途是愉快的。这次我坐上了中国唯一一列装有空调的火车。它行驶于深圳与广州之间，专为外国人而设。我坐在舒适的软座上，浏览着广东省内的绿色田野滚滚而过。扩音器里播放着《东方红》的曲调。这首赞美*的歌曲在“文化大**”期间十分流行。
当火车最终驶进广州站时，扩音器里还传出了感谢乘客协助列车工作人员胜利完成他们工作任务的话语。
离开香港以前，中国旅行社曾建议我住在广州的华侨饭店，可是当我抵达那里时，服务台后面的年轻女接待员却告诉我饭店已经客满了，而且她还拒绝为我介绍另一家饭店。“香港同胞一般都住在亲戚家里，”她说，“我们只接待国外华侨。”我一下子窘在那里了。我是以同胞身份入境的，却因此无法入住旅馆。如果我坦白告诉她，我实际上是从纽约来的，又恐怕会引起别的麻烦。但我别无选择。于是我拿出自己的美籍身份证明，向她解释说，虽然我是香港同胞，但住在美国。接待员的态度一下就变了。这次她告诉我不但有房间，而且还可以选择。最好的房间十美元一天，有浴室、电话和电扇，我就住下了。
第二天，我怀着急切的期待，登上了飞往上海的班机，我将从那里开始寻找失散已久的亲属。
我有我舅父秦开华的地址，但我和他并没有见过面。他和我母亲的关系一向不密切：他曾经因为我父母是远亲，反对过他俩的婚姻。但在1973年，这个舅父是我和国内所有其他亲属的唯一联络点。我从一张街道地图上找到他家的地址，为了避免招摇，决定步行前去那里。到他家门口时，我轻轻叩打房门，尽量不想引起邻居的猜疑。当一个只穿着背心裤衩的瘦削老人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意识到这就是我的舅父。我说明我是昭华的儿子秦家骢，他挥挥手把我招进屋里。穿过一间摆了一张木床的阴暗屋子，我们走进一间小客厅。当时正值盛暑，天气十分炎热。我们面对面落座以后，谁都想不起来该说些什么。最后，舅父打开电扇，直冲着我吹起风来，而他自己则用一把老式的蒲扇扇风。然后，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妻子和他们十六岁的女儿。
说来也奇怪，在这些陌生人的面前我有了一种回到家里的感觉。我跟他们讲起国外的亲属，以及他们各自的工作情况。告别以前，我邀请他们次日晚上到我入住的饭店吃晚饭。
第二天，我接到服务台的电话，说有客人在大厅等我。我下楼以后却发现我的亲戚和饭店职员争执起来了。原来饭店职员坚称他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提交身份证明，并且如果他们不在三联单上完整地填写他们的姓名、家庭地址、工作单位、与被访者的关系，就不允许他们上电梯到餐厅去。晚饭过后，我想请他们到我的房间坐坐，可电梯操作员又拒绝让他们上去，说他们没有得到许可。回到大厅，我们被告知只有旅客的父母和子女才允许进入房间，其他客人只能在大厅接受招待。几经交涉，又填写了一份登记表，我的亲戚才被特许上楼。不用说，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来看我了。
但是，他们在自己家迎接了我。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和舅父、舅母待在一起，并且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许多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关于中国和我们家族的事情。
离开上海之前，我为舅母买了一份生日礼物。我到只对外国人开放的友谊商店，买下一块中国名表送给她。我也送给舅父一些我带来的小玩意儿。他回赠给我一只小玉兔。这是他祖父传下来的、由他保留至今的几件东西中的一件。玉，对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一块珍贵的宝石，人们通常把它当作避恶驱邪之宝。所以，舅父送给我这只玉兔，在一定意义上是把自己的一部分交给了我。
这次中国之行虽然短暂，却令我兴奋不已，它标志着我多年向往和梦想的实现。通过此行我所了解的有关祖国的情况，要比我通过多年阅读所知道的多得多。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产生了一种急于想去填补我对家族的空白印象的使命感。
第二年，即1974年7月，我又一次动身前往中国。这次我参加了一个香港旅行团，在毗邻香港的广东省停留一个星期，参观了广州、佛山和中国领导人常去的夕照温泉。
一个星期以后，旅行团返回香港，我则去上海探望舅父一家。到达之前，我先发了一封电报通知他，但是由于不习惯发中文电报，我竟忘了填写发报人姓名。因而，那天晚上当我登门时，他露出了出乎意料的神情。
“噢，是你呀，”他说，“我还以为是你母亲呢!”我感到他有些失望。
尽管他俩有些嫌隙，可是母亲多年来对他的心意还是软化了他，他很渴望能再和她见上一面。所以当那封未署名的电报到达后，他费了很多心思，买来酒、鸡和其他难以买到的食品，准备办一次家宴庆祝他们的团聚。
吃过晚饭，我提议和他下一盘象棋。我知道他是爱下象棋的。下完一局，他靠在椅背上瞧着他的妻子，略带几分感慨地说道：“我做梦也没想到，昭华的儿子会来和我一起下象棋。”
舅父和我母亲再见一面的愿望终究没有实现。次年，舅母写信告诉我，他因肝病逝世了。失去了和故土的这一联系后，我急于寻找生活在内地的异母兄长，便向住在台湾的异母姐姐家娟探询。当年我们迁到香港时，她还留在上海。她给了我一个叫毛训询的上海人的地址，说我可以写信问他。于是我写信给毛先生，告诉他我是谁，可等了几个月却一封回信也没有。直到一年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毛先生已经*，而他的妻子对我们家的事情一无所知，提供不了任何线索。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在长期身患癌症之后逝世了。过了8个月，毛**于9月9日逝世。几个星期之后，他的妻子江青和*同僚*、***、姚文元，以组织“四人帮”篡夺权力的罪名被捕入狱。
此时，我已从纽约调到香港，作为《亚洲华尔街日报》(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的记者，经常前往中国。也正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得以随时赴内地和台湾采访。1978年底，我去了一趟台湾，向家娟和她的丈夫何品衡话别，他们已决定移民澳大利亚和女儿团聚，因为他们的女儿嫁给了澳大利亚一家餐厅的老板。一天晚饭后，家娟拿着一个装满旧书的大塑料袋从里屋走出来，一面交给我一面说：“我保存的时间不短了，该是交给你这个儿子的时候了。”
袋子里装着的，是父亲1959年去世时留下的书籍和文件，是他为数不多的遗物中的一部分，由家娟收存并保管了二十年。我小心地打开塑料袋，注意到其中的三本书，两本是民国时期国民*的官方刊物，上面印有父亲作为国民大会代表时的姓名和照片。
第三本是宣纸印刷的老式线装书，封面上印着手写体书名：《锡山秦氏宗谱》。
这本线装*载了我家三十三代祖先的名讳，绵延九百多年，上溯到11世纪的秦观。我父亲和我母亲出于同族，都是这位宋代(960—1279)著名大词人的后裔。从我父亲这边计算，由秦观到我共传了三十三代，而从我母亲这边计算，到我则是三十四代。
当这本无锡秦氏家族的谱牒刚交到我手里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谱系之书在今天有多珍贵。但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了，即使在过去的年代，也只有名门望族才有历代宗谱传交下来。
宗谱的作用在于给本族成员灌输以家族为荣的心态。如果家族里出了一个大富大贵之人，他的亲属几乎都能蒙荫受惠;同样，如果一个人失势被黜，他的家族也都要受到牵连。
在过去，更有因一人获罪而使全族受戮之事。最重者，甚至要遭到诛九族的严惩，即诛其本人、父、祖、曾祖、高祖，子、孙、曾孙、玄孙，并株连他们的兄弟姐妹、配偶和后裔。
大多数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只知其父、祖等直系长辈，即使家族有谱牒沿传下来，也鲜少能追溯二三百年以上。
我们家族的许多家史材料因“文化大**”而被销毁或散失了。一些族人因为害怕狂热的红卫兵发现他们保留祖先的画像和宗谱，就自行将之焚烧了。但有一位亲属冒着遭受迫害的危险，保存了几页详列本族最近几代成员情况的材料。我就是从他那里第一次得到了我父亲和我祖父的家传。我的祖母著有《明秋馆文集》《明秋馆诗集》两卷诗文，她的所有子女都存有复本。“文化大**”以后，除去其中一卷的复本被保存下来成为孤本，其他各卷本都下落不明了。这个孤本是我一位族兄避开红卫兵珍藏下来的，后来他热情割爱，送给了我。
1978年12月15日，美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并决定撤销在外交上对台湾当局的承认。
我和其他十几名主要以香港为基地的美国记者一起，在该年12月底飞往北京，报道中美正式建交的新闻。五个月后，中国*允许四家美国报纸——《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和《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在北京开设办事处。我被《华尔街日报》选派为驻华记者。
1979年6月，我飞到北京，在首都当时最高的、拥有十八层楼的现代化建筑物——北京饭店的一个房间里设立了《华尔街日报》的办事处。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中国正处于戏剧化的变化之中。人们长期被压抑的情感爆发了，街头出现了非官方的出版物和大字报。毛**的一些指示，曾被奉为最神圣的信条，如今也得到了更正。此外，*签订了几十亿美元的商业合同。我作为一名记者，报道着中国数十年来最重要的一段时期，而在空余的时间里，我也挖掘着家族背后的历史。无论打电话、写信，还是见一些人，每一次接触都带给我新的激励。我甚至见到了因遭受*迫害而在监狱里蹲了二十多年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他们于1979年秋获释，是*开明路线的受惠者。
在我刚开始探索过去时，并不知道自己要寻找什么，因为我不了解究竟有些什么材料留了下来。在一位中国目录学家的建议下，我查阅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所珍藏的中文善本古籍，终于发现一套刊印于1873年(清穆宗同治十二年)的十二卷本的《锡山秦氏宗谱》，载有按时代为序排列的本族重要成员的传记。其中最精彩的一卷是11世纪宋代词人秦观的年谱。我们家族大约每五十年修一次宗谱，最后一版完成于1929年，共计十七卷，而我得到的那一版正是这十七卷本的一部分。此后，又花了我七年工夫才把这套宗谱找全。当我读到我那从未在无锡住过的父亲，竟然也参加了这套宗谱的编纂工作时，我多少有些意外：多么牢固的家乡观念啊!
古时候的中国，几乎所有大户人家都有自己的祖宗祠堂，一个保存宗谱和按时令祭祀先祖的地方。我本想去参拜一下建于16世纪第六箭河河畔的秦氏祠堂，但是第六箭河的河道现已荡然无存。族兄志浩告诉我，早在民国时期，这条河道就被填平了，改建成无锡市东西向主干道之一的崇宁路。现在他就住在这条街道上。据他说，曾经有个时期住在这条街道上的人几乎全姓秦。他还说，毗邻他家的大房子就是秦氏祠堂。
我绕着历代秦氏族人祭祖用的这幢建筑物转了一圈。它的面积很大，比附近的房子大一倍多。旧时，一跨过门槛就会看见一块巨大的木制牌匾，上面写着“淮海宗祠”字样。而现在，从外观上已经看不出这幢房子原来的使命了，因为里面住满了十几户人家。
回到北京，我常到中国最大的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去。在那里，我发现了迁移到中国其他地方去的秦氏家族支脉的宗谱。我还发现了大量的我们锡山秦氏家族成员的作品，被辑成各种各样的诗文集。
在1984年到1986年间，我还花了很多时间埋头在藏有明(1368—1644)、清(1636—1911)两代约一千万册典籍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在这里，我找到了本族成员写给皇帝的献诗，以及涉及本族*的敕旨和奏折。
多亏我的司机小于的发现，我注意到上海《文汇报》(1982年7月26日第2版)上刊登的一则新闻：宋代词人秦观泗泾支脉后人的宗谱在上海郊区一农民家中被发现。
我很高兴，立即请求住在上海的亲属去那个农民家进行查访。我无法亲自跑一趟，因为我是外籍华人，尤其还是记者，未经特殊许可是不能去中国乡间的。碰巧在这个时候，我的老朋友、电影制片人孙小玲发现上海人供奉的城隍正是秦观的八世孙秦裕伯，那里还有一座供奉他的庙。
我随即飞往上海，发现原来秦裕伯就是属于泗泾支脉的。《泗泾秦氏宗谱》里有一幅他的画像，以及14世纪他与明太祖往来的信札。秦裕伯死后被皇帝敕封为上海的城隍。后世传言他曾拯救过当地黎民免遭*，还惩治了*凶犯。
在上海的时候，我从亲戚们那里得知：还有一个人也在追查秦观及其后裔的历史。此人名叫朱熙元，是秦观故里高邮的文化**。我给高邮县打了电话，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了他。他告诉我，他曾为了搜集有关秦观和他众多子孙的材料，前往全国各地翻阅图书馆文献、研读古代碑文、寻访墓地。
朱先生建议我提出访问高邮的正式申请，他说如果我能受到地方领导的正式欢迎，他做我的向导就容易多了。我照着他的话去做了，并且很高兴我的申请得到了批准。当我在*招待所登记时，朱先生也陪同在侧。出于习惯，我在登记表的访问目的一栏里填了“搜集材料”，朱先生马上替我改为“拜谒祖居”。
那天晚上我受到了很高规格的接待，高邮的领导几乎全部出席了欢迎我的宴会。我感到自己被当作他们中的一员，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后来睡觉时，我感觉异常温暖，倒不只是喝了当地烈酒的缘故。
可是第二天一早，我就体验到了现实的另一面。我被领到前一晚饮宴的同一个餐厅，独自一人吃早餐。在我用餐时，朱先生来了，但他谢绝了和我同桌吃饭的邀请。不仅如此，我在高邮剩下的日子里都是单独用餐的。我曾恳求朱先生和其他人陪我一起吃饭，均无结果。因为我是外国人，需要和普通民众分开。
虽然如此，但朱先生和高邮的其他*还是给了我各种各样的帮助。他们把我带到一座名为文游台的楼台前，向我展示这里是拟议中的秦观展览馆的馆址。
当我登上了数级石阶，一幅不可思议的景象豁然入目：房间的四壁从上到下满是书法碑文，包括秦观本人、他的两个弟弟(秦觌、秦觏)和其他宋代学士的真迹。我对高邮有关部门如此用心地保存了这些碑文感到非常惊异。
高邮之行激励我更加努力地探寻秦观的后裔。于是，我又访问了秦观之子秦湛定居的常州和常州城外的洛阳镇，这个镇的两千人口有三分之二姓秦。我作为同宗族人被介绍给了许多乡民，其中包括一位八十多岁的医生和一个年轻的农民。这些人都知道自己属于族系中的哪一代。
当我问他们祖居何处时，几乎我遇到的所有秦姓族人都回答是位于常州与无锡中间的“秦村”。正是从这个村子里走出一个名叫秦惟祯的青年，去到了无锡。而他就是今天被供奉的秦氏无锡支脉的始迁祖。所以洛阳秦氏与无锡秦氏都出自在常州落户的宋代词人秦观之子秦湛。
终于找到了祖茔!
1980年11月，我参观了无锡的秦氏故园—寄畅园。在寄畅园的入口处，我看见一块带有裂缝的木牌，上面写着简体的说明性文字，开头为：“明正德年间(1506—1510)秦金所建，称‘凤谷行窝’。万历二十七年(1599)，秦燿改建，易名‘寄畅园’。”
我知道秦金是第一个修辑秦氏宗谱的人，却从未听说过秦燿，后来才知道他是我的十三世祖。
离开无锡的时候，我就决定了还要回来。第二年，我与姐姐家懿(Julia)、姐夫韦尔·奥克斯托比(Well Oxtoby)一起再次来到无锡。他俩都执教于多伦多大学*哲学系，此次来中国是为了度蜜月和休假。但家懿不仅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历史学家，正是她建议我们到无锡惠山去寻访秦观的故冢。我对约九百年前死去的人的坟墓至今还会存在，是持怀疑态度的，但仍同意了加入这场探寻之旅。
我们在一个风光明媚的秋天，抵达了位于上海西北方向的无锡。当地旅行社的一位姓吴的先生接待了我们。当我们说想要寻找一座12世纪的坟墓时，他甚是惊讶。他向无锡博物馆寻求帮助，那里的一位老人说他曾在书中读到过秦观葬于惠山二茅峰下。于是，我们驱车来到无锡西郊，停在了惠山脚下，开始了长途登山之行。
家懿向当地的一个农民打听，问他是否知道秦观墓所在。“不要浪费口舌了，”吴先生说，“他连秦观是谁都不知道。”和我们交谈的其他当地人，有听说过一个“秦大坟”，但不知道它究竟在什么位置。吴先生陪着我们一起攀陡坡、穿竹林、跨沟坎，几个小时之后，他突然吆喝了一声：他看到远处另一座支陇上有一些坟墓。于是我们跑下山，驱车来到靠近那些坟墓的一个地点，然后重新开始攀爬。但是当我们终于到达那里时，却大失所望：所有的坟墓都是比较近代的。
吴先生和我决定继续往上爬，家懿和韦尔则落在了后面。渐渐地，连吴先生的热情也减退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踩着松动的石头和沙砾，艰难地往上爬。最后，我也气馁了。
下山时，我发现家懿和韦尔遇到了一个老人。老人说他虽然不知道秦观墓在哪儿，却知道这个地区其他秦氏成员墓地的位置。他把我们带到一处有几块墓碑的地方，奇怪的是墓碑上一个字也没有。老人拾起一块石头，在其中一块墓碑的表面打磨起来。只见碑上的灰泥一片片脱落，露出了碑文，显示这个墓的墓主是一位清代的*。老人解释说，在“文化大**”期间，红卫兵要掘掉被认定为*恶霸的坟。当地农民为了防止刨坟掘墓，便上山来把这些墓碑都涂上一层灰浆，这样红卫兵就无法辨认是谁的坟了。
老人发现了一块平摆在地上、不同寻常的墓碑，上面刻有许多小字碑文。我们用湿叶子和口水擦净表面，辨认出一部分文字。原来，这座坟是秦氏家族一个成员的妻子的。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个先人的安息地。无奈天色已晚，我们不得不终止这次搜索。
一年以后，我的姐姐家瑛(Alice)从纽约动身访华，这是她离开中国三十年来首次回归故里，并且她也表达了寻访祖先墓地的愿望。
于是，1982年的某天清晨，我们在家驹大哥—也就是我父亲的长子—的陪同下，乘上了开往无锡的火车。当我们抵达惠山脚下时，我们决定先直接爬到山顶再慢慢走下来。上山的路把我们带到惠山三峰之一的头茅峰。头茅峰山势陡峭，山顶上有一座古庙，现已变成一个出售无锡特产，诸如泥塑“小阿福”之类的礼品店。
我们看见一圈堆砌的石块，似是一道石墙的遗迹，中间矗立着一方石碑。由于无路可寻，茂盛的荆棘草莽又暗藏危险，不仅纠缠我们的裤袜，还掩盖了沟坎坑阱，所以我们只好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挪近那方白色的石碑。
而这果然是一块历经几百年风雨侵蚀的墓碑，上面刻着四个大字：秦龙图墓。看到这几个字后，我想我们恐怕是闯到另一个姓秦的人的墓地上了。但大哥说龙图是官衔，不是名字。于是我拿出秦观的传记，一经对照，果然发现1130年，在秦观死后的第三十个年头，他被南宋朝廷追赠为“直龙图阁”。我们真的找到我们祖先的坟墓了。
当我们依次站在这块墓碑后拍照留念时，我在兴奋之余也感到一丝凄凉。这座坟墓的发现，标志着我从三十年前还是一个香港小男孩时开始的探寻，已走到了最高点。
后来，我写了一篇关于我们发现宋代词人之墓的文章。这篇文章先是被刊登在《华尔街日报》的头版(1983年2月2日)上，而后迅速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各地转载。海内外对这件事的兴趣不断增长，到1984年，中国*指示无锡地方*立即准备修复这座坟墓。这项工程也在1986年得以完成。于是，那年秋天，中国学者齐集秦观故里高邮，举行了秦观学术讨论会。所谓三十年风水轮流转。秦观这位屈辱而死，仅享身后哀荣的传统词人，第二次得到了承认，这一次为他恢复名誉的是中国**。
2、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赏析及翻译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1，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2，高处不胜3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4，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一陰一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5。
1宫阙：宫殿。
2琼楼玉宇：形容瑰丽堂皇的建筑物。这里指月中宫殿。
3不胜：忍受不住。
4朱阁：朱红色的楼阁。绮户：刻有纹饰的门窗。
5婵娟：美好的样子，这里指明月。
端起酒杯遥问苍天：何时才能有这样明亮的月光？转眼一想，不知道仙境中的此时，是否也是中秋节。我想要乘着清风而去，又担心天上的宫殿会太过清冷，让人不胜其寒。对着月光舞动衣袖，我形单影只，还 是在人间更美好。
转过朱红的楼阁，月光低洒在窗前，照着一床一上惆怅无眠的人儿。明月不应该也有怨恨吧，但为什么总在我与亲人分别的时候才圆呢？人间有悲伤、欢喜、离别、相聚，月亮也有一陰一暗、明亮、圆满、残缺的时候，这是自古以来就无法十全十美的。只愿离别的人能平安康健，纵然远隔千里，也能共享这明媚皎然的月色。
【祝福之美】
这是苏东坡在中秋节的时候，怀念弟弟子由所写的词。虽然他因为家人的悲欢离合而伤心，也对人世的变幻无常感到无奈，但在心底最深处，他没有任何私心，只希望远在他乡的弟弟能够平平安安，共享中秋的月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一句话是所有离别的亲人、朋友共同的心声。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一陰一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中秋的满月让作者想到人生，同样是无法完美的事情，这个道理在这样的比较中清楚明白地展现出来。这句话高度凝练，也具有高度的美感。任何创作都是从模仿开始的，如果让你来模仿这句话，还 提供“生老病死”、“春夏秋冬”这两个词，你怎样组合？
【启示】
很多人只知道苏东坡作为文坛巨匠的一面，而不知道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作为兄长，苏东坡非常关心弟弟子由，但从物质上，他反过来常常受到子由的照顾。他们的很多优秀诗文，都是一唱一和中产生的，这首《水调歌头》，就是他们分别六年后苏东坡所写的。相比于文学上的荣誉，苏东坡更享受寻常的亲情，只是两兄弟因为在朝*，身不由己。我们身边也有亲人朋友，你是否珍惜了他们呢？
3、写苏轼的作文500字
眉山自古文学兴盛，史不绝书。如此盛地能孕育出苏子这样的诗人才子，想来也是不足为奇的。
初次与苏东坡邂逅是在他的‘西北望，射天狼’中，仅仅两句就足够令我陶醉了。当时的苏东坡正值壮年，意气风发，有着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这两句之豪放，恐怕也是震古烁今了！
不久，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便新鲜出炉。其中“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有很多种理解。但我认为，这句诗表达了机遇难得，要及时把握。因此诗是苏轼怀念其弟苏子由而作，“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句更是道尽千载离人心愿。
但“明月多被云妨”，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从此开始了一贬再贬的艰辛之路。看到这一史事，我也是义愤填膺。苏子报国之心若皎皎明月，却因政见不同遭人迫害，几至丧命。不过苏东坡到黄州后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开始了他的美食之旅。
我想尝鱼美，闻笋香就不必多说了，到黄州后，苏轼大名鼎鼎的《猪肉颂》也问世了。苏子最喜猪肉，还发明了“微火慢炖”，不骄不躁煮出的猪肉才能色、香、味俱全。自古文人吃货不少，但像苏东坡这样精于吃，还为美食专门写诗的恐怕也没有第二人了。一个热爱美食的人也必然热爱生活。
他的才情，他的抱负，他的乐观无一不让我敬佩，虽我活不成他那样的人，但我也可学他“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平淡之心，也可学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豪放洒脱，也可学他“笑时犹带岭梅香”的越挫越勇。
4、苏轼《方山子传》文言文阅读及答案
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少时慕朱家、郭解①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晚乃遁于光、黄间，曰岐亭。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耸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②之遗像乎？因谓之方山子。
余谪居于黄，过岐亭，适见焉，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③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
余既耸然异之，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前十九年，余在歧山，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 （选自《古文观止方山子传》作者苏轼）
【注】①朱家、郭解：二人都是西汉时的游侠，喜替人排忧解难。②方山冠：汉代祭祀宗庙时乐舞者所戴的一种帽子，唐宋时，隐者常喜戴之。③矍然：吃惊的样子。
1．下列句中的于与余谪居于黄中的于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2分） （ ）
A. 贤于材人远矣 B.仓鹰击于殿上
C. 舜发于畎亩之中 D.每假借于藏书之家
2．下列对文章的赏析有误的一项是（2分） （ ）
A.方山子是苏轼的朋友陈慥，年轻时是有侠义思想的人。
B.选文写了方山子少年、壮年和晚年时的不同遭遇和思想变化。
C.方山子在晚年隐居山林是为了不受世俗的困扰、过逍遥自在的生活。
D.作者写方山子，实际上是悲自己被贬黄州怀才不遇的境况。
3. 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词。 （4分）
①晚乃遁于光、黄间 遁： ②因谓之方山子 谓：
③适见焉 适： ④余既耸然异之 异：
4．翻译下面的句子。(3分)
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
参***：
1、（2分）B
2、（2分）C
3、（4分）①隐居。 ②称，叫
③适逢，正巧 ④以为异
4、（3分）简陋的居室空空荡荡，（1分）然而他的妻子、儿女（1分）和奴婢都显出怡然自得的样子。（1分）
5、苏轼最著名的一首《临江仙》：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注释
临江仙：唐教坊曲名，后用作词牌名。此词双调六十字，平韵格。
东坡：在湖北黄冈县东。苏轼谪贬黄州时，友人马正卿助其垦辟的游息之所，筑雪堂五间。
听江声：苏轼寓居临皋，在湖北黄 县南长江边，故能听长江涛声。
营营：周旋、忙碌，内心躁急之状，形容为利禄竟逐钻营。
夜阑：夜尽。
縠纹：比喻水波细纹。縠，绉纱。
白话译文
夜里在东坡饮酒，醉而复醒，醒了又饮。回来的时候仿佛已经三更。家里的童仆早已睡熟鼾声如雷鸣。反复敲门里面全不回应，只好独自倚着藜杖倾听江水奔流的吼声。
长恨身在宦途，这身子已不是我自己所有。什么时候能忘却为功名利禄而奔竞钻营!趁着这夜深、风静、江波坦平，驾起小船从此消逝，泛游江河湖海寄托余生。
赏析
这首词作于神宗元丰五年，即东坡黄州之贬的第三年。全词风格清旷而飘逸，写作者深秋之夜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醉后返归临皋住所的情景，表现了词人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生活态度和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展现了作者旷达而又伤感的心境。
上片首句“夜饮东坡醒复醉”，一开始就点明了夜饮的地点和醉酒的程度。醉而复醒，醒而复醉，当他回临皋寓所时，自然很晚了。“归来仿佛三更”，“仿佛” 二字，传神地画出了词人醉眼朦胧的情态。这开头两句，先一个“醒复醉”，再一个“仿佛”，就把他纵饮的豪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接着，下面三句，写词人已到寓所、在家门口停留下来的情景：“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走笔至此，一个风神潇洒的人物形象，一位襟怀旷达、遗世独立的“幽人”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其间浸润的，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一种超旷的精神世界，一种独特的个性和真情。
上片以动衬静，以有声衬无声，通过写家僮鼻息如雷和作者谛听江声，衬托出夜静人寂的境界，从而烘托出历尽宦海浮沉的词人心事之浩茫和心情之孤寂，使人遐思联翩，从而为下片当中作者的人生反思作好了铺垫。
下片一开始，词人便慨然长叹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这奇峰突起的深沉喟叹，既直抒胸臆又充满哲理意味，是全词枢纽。“长恨此身非我有”是化用《庄子·知北游》“汝生非汝有也”句。“何时忘却营营”，也是化用《庄子·庚桑楚》“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本是说，一个人的形体精神是天地自然所赋与，此身非人所自有。为人当守本分，保其生机;不要因世事而思虑百端，随其周旋忙碌。苏轼*上受大挫折，忧惧苦恼，向道家思想寻求超脱之方。这两句颇富哲理的议论，饱含着词人切身的感受，带有深沉的感情，一任情性，发自衷心，因而自有一种感人的力量。以议论为词，化用哲学语言入词，冲破了传统词的清规戒律，扩大了词的表现力。这种语言上的特色正表现出词人的独特个性。正如前人所说。东坡“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词人静夜沉思，豁然有悟，既然自己无法掌握命运，就当全身免祸。顾盼眼前江上景致，是“夜阑风静縠纹平”，心与景会，神与物游，为如此静谧美好的大自然深深陶醉了。于是，他情不自禁地产生脱离现实社会的浪漫主义的遐想，唱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要趁此良辰美景，驾一叶扁舟，随波流逝，任意东西，他要将自己的有限生命融化在无限的大自然之中。
“夜阑风静彀纹平”，表面上看来只是一般写景的句子，其实不是纯粹写景，而是词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契合的产物。它引发出作者心灵痛苦的解脱和心灵矛盾的超越，象征着词人追求的宁静安谧的理想境界，接以“小舟”两句，自是顺理成章。苏东坡*上受到沉重打击之后，思想几度变化，由入世转向出世，追求一种精神自由、合乎自然的人生理想。在他复杂的人生观中，由于杂有某些老庄思想，因而在痛苦的逆境中形成了旷达不羁的性格。“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余韵深长的歇拍，表达出词人潇洒如仙的旷达襟怀，是他不满世俗、向往自由的心声。
这首词写出了谪居中的苏东坡的真性情，反映了他的独特风格。历史上的成功之作，无不体现作者的鲜明个性，因此，作为文学作品写出真情性是最难能可贵的。元好问评论东坡词说：“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元好问道出了东坡词的总的特点：文如其人，个性鲜明。也是却好指出了这首《临江仙》词的最成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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